|
中国让暴雨闪了一下腰
宋鲁郑
7月20日写完美国枪击案的评论，第二天一早就随团去法国中部高原揽胜。虽然年年都到法国各地踏青，但次次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感慨和想起同一个笑话：上帝把世界上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了法兰西，后来又感觉不甚公平，于是就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法国人。一方面是羡慕大自然对法国的厚赐，另一方面也是对法国人低效率和逻辑上清晰、行动上混乱的国民性的挪揄。
以自己在法国生活十多年的经历，这个国家真正吸引人之处还是它的自然禀赋：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既少干旱，也罕有水灾。下雨频繁但既短暂又温和。像美国年年高温、飓风狂袭的景观，在法国出现的概率不亚于中了彩票。至于中国，就更不可比。历史上，人人称颂的尧、舜、禹时代，据史书记载，也是三年小灾，五年大灾。舜的父亲相传就死于治水。甚至自然灾害往往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宵衣旰食，朝干夕惕，以他的年青有为，没有人认为他应该是亡国之君，但他在位十七年，几乎年年灾变：旱灾、蝗灾、水灾、瘟疫。他继位第一年就是全国性灾荒一直延续至崇祯六年，明亡前更发生近五百年所未见、号称“亘古奇荒”的旱灾，举国经济崩溃之下，终难改其亡国之运。不过，多灾多难的环境自然也塑造了中国不屈不挠的国民性以及由于对抗频发灾难而形成的高效和集权体制。
所以当得知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暴雨袭击北京时（房山区几个小时的暴雨就几乎下了平时全年的降水），并不意外。这场暴雨更反可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三十年的一次全面检验。
不出意外的是中国传统的高效体制。气象部门早上8时启动Ⅳ级应急响应，一天连发5次预警；暴雨之前，防汛部门就在78个泵站、56个下沉式桥区备勤； 针对全市共90座立交桥，已经制定了“一桥一预案”，并有大型抽水泵车做到“车等雨”。交管部门启动最高级别的雨天上勤方案，全市 7000交警全员上路；119消防指挥中心9个小时内，出动警力690次、消防官兵5425人抢险救援；数十条公交线路雨中采取调度运营，1000余名安 全员在重点区域巡查疏导。大家还记得台湾的“八八水灾”吗？明明知道台风即至，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相关部门，或忙着赴宴，或忙着给父亲祝寿，或忙着过节，有的高官事后还辩护自己在理发。更有的高官如此为自己当时的行为辩护：台风不是还未到吗？怎知有灾？
不出意外的是民众自发的救援。虽然三十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屡屡被指责造成社会道德沦丧、民众缺乏信仰，但每当灾难来临时，却总会高扬人性的光辉。世界注目的汶川地震是如此，西方不关注的杭州大巴司机吴斌也是如此（高速路行驶中被异物击中，确保人车安全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今天的北京暴雨依然是如此。除了抢险救灾中公职人员外，如冒雨清理下水道的环卫工人，殉职的镇长、公安局长，井盖被水压冲开，每个井盖都有一名环卫工人把守，拿身体作警告标志；更有无数网友在微博上提出愿意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临时住所，一些私家企业也打开办公室，为滞留市民提供食宿。一对母女在暴雨中跋涉了1公里后，一位不认识的市民开车将她们送回了家；一个饭馆里的小男孩一直站在没过膝盖的水里，告诉路人有个井盖被顶起来了；广渠门桥下被淹的车辆拖不出来，一名警察对人群里喊道：“谁来帮忙拉一把”，结果几十人冲上去。特别是暴雨造成首都机场8万旅客滞留，在机场运力有限和出租车缺乏之时，望京网上的部分首都市民自发组织了一个车队，来到首都机场当起了志愿者，免费来接被大雨拦截在候机楼里的乘客。其实人的本性就如此，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无私的一面。我们之所以感觉这三十年道德滑坡，应该是和前三十年过于强调无私的一面有关。随后的市场经济又把人自私的一面过于放大，如此此消彼长，自然会给人以道德滑坡之感。当然我们的媒体也常常把个案放大，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的判断。个案哪个国家没有？几个月前，一艘意大利大型渡轮搁浅，船长打破航海业最后一个离船的不成文规定，居然以“更好的抢救”为名率先弃船逃生。
不出意外的是造成的严重后果。仅初步统计，已知三十七人死亡，经济损失估计高达100亿元人民币。外界或许奇怪，既然气象部门已连发五次警报，何以仍然造成如此伤亡？
中国的现代化与任何国家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共性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特殊性则是速度过快。现代化进程过快，一方面导致社会难以适应，另一方面则有脱节、脱序之处。比如北京的地下空间更多的留给了急需而且是日常就需要的电力、电信、以及地铁，而挤压了下水道的空间、预警传播手段和对民众防险意识教育缺失、中国迅速进入家庭轿车时代缺乏应对暴雨的经验。暴雨之后，网络上最流行的帖子竟然是如何打碎车窗逃生。而最引人关注的一位在二环路上的遇难者，就是一位新手，情急之下都不知道使用车辆自备的破窗工具。显然，中国现代化的弱点不仅是物的层面，还有人的层面。正如《环球时报》所指出的，为什么警报发出后很多人仍开车上街，体育场还有足球比赛，北京的各种补习班多如牛毛。毕竟自然灾害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有每一个人。然而，网上如潮的评论中却都把矛头指向政府而没有反思自身的声音。相对而言，物的层面的现代化，甚至政府的现代化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普通民众的现代化。台湾“八八水灾”曾有一个村落数百人无人幸免。灾前村民不仅无视警报，甚至还拒绝了前来劝说和帮助搬迁的警察。地方行政首脑又由于选举来临，不敢依法强行执行，终酿成灭村惨剧(此次受灾最重的房山区两次下达转移行政命令，对拒不撤离的群众，则果断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强行拖离)。
这次应对暴雨，气象、环卫、排水、公交、地铁以及公安部门的本职表现可谓无可挑剔，但有些部门的表现则还远远落后于时代。比如，警报发出后，为何不调整上下班时间？在香港就是如此处理。既可避开暴雨风险，也可避开交通高峰以加重灾害。再有高速公路收费站是否可以暂停收费，以疏通交通？民众和私营企业收留滞留市民，何以更大容量的公共设施却没有跟进？另外气象部门预警是到位的，但却在回答民众质疑为何不能发短信时却显然是“无知者无畏”。这从中还可看出官僚和推诿的积习流弊。
最引发民众不满的是交管部门给违章车辆贴罚单（好在政府闻过则改，北京常务副市长吉林宣布在突发灾害降临时这种处罚是错误的，所贴罚单作废，并称将追究上述协管的责任），机场停车场被淹依然收费。当然，这样的机械执法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美国奥尔良飓风灾难中，由于行政和法律的原因，联邦军队整装待发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灾民在苦难中挣扎。中国是一个善于吸取教训的民族，有着很强的纠错机能，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尝试——纠错——再尝试”的运行机理罢了。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曾经出现过的二十三种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其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纠错机能。这个论断，对于自然灾害频繁的中国来讲，不乏检验机会。不过反观美国，震惊全球的枪击案刚刚发生，一向反对持枪或者严格持枪条件的民主党保持沉默，而一向支持持枪自由的共和党更是公开反对禁枪。尽管谁都明白要想避免每年三万平民死于枪下的悲剧，禁枪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的办法。
这次稍感意外的是官媒。无论是《人民日报》还是《环球时报》都发表了尖锐的评论。《人民日报》评论指这场暴雨检验出城市脆弱的一面。并在结尾时提出“37个生命骤然离去。给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上了深刻的一课。一座城市现代化，不仅需要把地上建设得富丽堂皇，更需要夯实地下的百年根基。”《环球时报》则在《北京大暴雨冲出中国现代化的原形》一文中指出：“北京这场雨应该给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做一次质的修正。不仅政府，全体公众都必须有兴趣和意愿把现代化的方向朝着昂贵的安全方向扭。这场大暴雨致使37人遇难，是全北京的悲哀，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污点”。文章还把锋芒对准各级官员：“正忙于抗灾的官员们大概更愿意听到鼓励，但代替溢美之词的，是一拨接一拨的质问和追究。请不要委屈，今天的时代就是这样，做官员无论有功劳有苦劳都是应该的，挨舆论批评和质疑同样是应该的，虚心倾听甚至不能当美德来夸耀。在如今政府工作的纰漏的确一抓一大把时，尤其是这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有如此理性的批判，甚至有常识性的错误和误导性的结论。比如有文章拿中国和巴黎相比，说巴黎经常下雨，人们出门都习惯带伞，然而在巴黎的雨天里行走时，很少发生由于下雨积水导致的交通堵塞。这些，与巴黎著名的下水道系统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巴黎确实经常下雨，但没有积水的原因恐怕并不是下水道如何，而是雨量小和时间短。如果看一下巴黎的气象资料，会发现每个月分布相当均匀。香港天文台网站有一个法国三十年（1961至1990）降水量（毫米）平均统计表，全年一至十二个月如下：54.3 、46.1 、53.5 、46.5、 63.3、 57.8、 53.6 、51.6 、53.8 、55.5、 55.8 、55.6。北京虽然年降水量也在600毫米左右，但分布则极为不均匀，这一次暴雨降水量城区竟然高达212毫米，降水量与巴黎四个月的降水量相当。假如巴黎也遇上此等规模的降水量，它的排水系统也无法承受。毕竟巴黎的标准也不过是五年一遇（北京则是1到3年一遇），也就是每小时可排180毫米降水的雨量（新华网的数据标准是每小时56毫米的降雨量）。考虑到法国人惯有的混乱和低效率，其后果和损失远远超过中国。大家可能还记得2003年一场罕见的酷暑袭击法国（仍比中国的夏季的温度低），由于应对无力，竟然导致上万人死亡。而政府官员则都在度假，民选总统希拉克也是在假期结束后才悠然而归。
事实上，任何国家遇到北京这种突发事件也都会超出极限。新加坡地处赤道，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降雨量在2400毫米左右。所以新加坡的排水系统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