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就失去联系的邵氏兄弟，历尽艰辛，终于得以重逢。彼此牵肠挂肚了三年多，兄弟相见，自然感慨万千、相拥而泣。邵氏兄弟重新坐到了一起，决心重新振兴邵氏电影事业，老大邵醉翁留在上海作为后盾，负责“笑舞台”和南洋影片公司在上海的发行业务；老二邵?人回香港恢复南洋影片公司，以香港为基地拍摄电影，供应上海及南洋的戏院；邵山客与邵逸夫继续在南洋扩展戏院，邵氏兄弟重新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返回南洋后，邵逸夫与三哥邵山客立即着手恢复院线。经历了战争，很多戏院已经面目全非，或毁于战火，或改做他用，即便是保存下来的也是破烂不堪。兄弟俩先选了十处过去人气最旺的戏院，同业主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因陋就简，放映卖座电影，等有了收入，再依次对戏院进行装修。

    到20世纪40年代末，邵氏在南洋的院线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雄踞南洋院线商“龙头老大”之位。1945年8月，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原本就是自由贸易港的香港再次散发出“东方之珠”的魅力，此时也正是邵?人在香港重开南洋影片公司的大好时机。于是，邵?人很快地将九龙城的南洋片场恢复起来。并在邵山客与邵逸夫的支持下，重新招兵买马，开始拍摄新影片。此时，电影产业也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彩色电影。1948年，邵?人和他的儿子把南洋影片公司改组为由他们父子控股的“邵氏父子公司”。与此同时，在南洋的邵山客与邵逸夫两人合组的南洋“邵氏兄弟公司”也恢复了运行。上海与南洋成了邵氏父子公司的最大销售市场。与战前所不同的是，此时邵山客与邵逸夫的“兄弟公司”需向邵?人的“父子公司”购买影片，即邵山客与邵逸夫出钱，邵?人负责拍摄，一切开支由“父子公司”向“兄弟公司”报账，账目分得清清楚楚。这种经济上独立，业务上合作的产销联合体，拥有着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他眼光独到、嗅觉敏锐，认为电影事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洞悉市场的变化，了解观众的需求，唯有如此，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他发现，原来的那些电影器材已经老化落后了，不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就一定要舍得投入大本钱。于是，邵逸夫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再次去大洋彼岸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器材。

    尽管邵逸夫胆略过人，但是，却没有任何影界人士投奔到九龙这块尚未开发，看不见有任何厂房与拍摄设备的“邵氏公司”来，因为没有人相信“其貌不扬”的邵逸夫能在清水湾这个地方兴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电影城”，也没有人肯相信在香港的电影公司都不景气的年代，邵逸夫会创出令世人惊叹的事业。但是，邵逸夫却依然执着地按照他自己所描绘的蓝图去行事。他先是在香港几张有影响的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上刊登了醒目的《启示》：“今为提高中国电影之水准，发展国片之国际市场，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更新技术，发掘人才。现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暗房、编剧、导演、演员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这则广告果然收到了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乐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另一面，邵逸夫也开始着手兴建心中酝酿、构想已久的影城。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市区与清水湾之间，筹划着片场的设计方案，常常忙得忘了吃饭，直到肚子咕咕叫，才胡乱找点东西充饥。有时实在太困了，就把头伸到自来水龙头下，冲冲凉水，以消除疲劳。这样拼命的工作就连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吃不消，更何况年过半百的邵逸夫呢？可是，邵逸夫偏偏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工作起来，劲头、精力、效率都丝毫不亚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清水湾影城从1957年开始破土兴建，历时七年才告完工。这座现代化电影基地，气势恢宏，配备有电影制片大楼、摄影棚、隔音片厂、混录车间、置景场棚、服装道具室、冲洗拷贝车间、放映室与行政大楼。还建有一条古装街，两旁尽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和古今中外的各种建筑。这便是邵氏影业帝国的根据地，亚洲最大的影城——邵氏影城。邵逸夫在步入电影业时就已经认定，从事电影事业必须将制作与发行相结合，方有出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展开了一个庞大的扩张计划，实行“每月一院”的方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物色适当的地点大开影院。短短几年，邵氏影院星罗棋布，迅速增至130余家，其巨大的发行网络也在不断地完善中。此后，风格各异的影片从邵氏影城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远远超过香港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