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炽（1836—1903），字兴斋，云南弥勒县虹溪人。中国封建社会位居一品的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年轻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

王炽“幼而颖异”，但由于父兄早逝，家计甚窘，少年的王炽不得不放弃读书，拿着母亲变卖首饰和衣物凑得的20两银子，出门学做生意。他从家乡弥勒虹溪购土布挑到竹园、盘溪贩卖，又把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着勤劳和机敏，王炽不久就积攒得百多两银子。于是，他扩大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在王炽20岁时，他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清朝同治初年，王炽避祸重庆。见重庆商业繁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宜在此设庄贸易，于是，租得临街房屋一间，正式挂出“天顺祥”商号。王炽成为清末巨商的历程，有着无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勇于拼搏创新，是王炽能够在众多经商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炽归葬故里，墓地选在连绵千里的乌蒙山这条巨龙的上嘴唇上，气势超过昆明圆通山上的云南都督唐继尧墓。

1836年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依靠母亲纺织为生。成年刚至时因不满乡霸欺人，失手打死恶人出走，用母亲卖掉陪嫁玉镯的20两银子做本钱经商，从赶马帮贩运开始，经历艰险，苦钻商道，以过人的胆识与诚信打破当地商贾设置的重重阻碍和官府的地方保护，开设并发展了著名的“天顺祥”商号，促进了川、黔、滇三地的商务往来和商品流通。

时清朝廷唐桐巡视川东，劝王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王即与席茂之分伙独营，在全国西南、东南各大要埠设分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清同治十一年（1872），王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经20年经营“天顺祥”、“同庆丰”商号，资金雄厚，号称“南邦之雄”，驰名省内外。

光绪九年（1883），法国侵略越南，朝廷诏命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毓英统兵援越抗法，时军费紧缺，王垫支银60万两。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又垫银相助。岑、鲍甚为感激，岑赐“急公好义”、鲍赐“义重指国”匾额以旌表。后经岑保奏赐王四品道员职称，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封典三代一品。

十三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派王为矿务公司总办。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王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王既善运谋致富，也用财有方。他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两座，捐银 1513两重修广西直隶州（今沪西县）城孔庙，出资修筑虹溪街道，铺设昆明城至碧鸡关石板路，在昆明建盖弥勒会馆，划拨“兴文公当”资金馈赠本省举人赴京会试费用。二十六年，陕西、山西两省大旱，王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旌表。

于二十九年病故，归葬虹溪烟子寨。病故后，其子鸿图继父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据《虹溪王氏族谱》记载：王氏祖籍应天府（今南京）柳树湾石门坎，其远祖为明洪武年间随沐英南征兵员，云南平定后留屯安家于陆凉（今陆良县）。王家到了王炽之父时，家道早已衰落。王炽年少，三兄天折，父亲王勋业去世后家计更为窘迫。母亲张氏、二妈姜氏以纺织谋生，省吃俭用，勉强度日。王炽自幼聪明好学，后人称他“幼而颖异……当出就外傅之年，即追有神童之誉。九龄应客，嘲言能对杨梅；双髻登筵，隐语能知荷藕。……昼则托业陶朱，藕资菽水，夜则留心贾董，启发篇章”。但因家境困难，王炽不得不离开私塾，跟着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王炽无从家乡收购土布等运到竹园、婆今（今盘溪）等地贩卖，又从那些地方采购红糖回家乡销售。这样来回都有生意，资金周转很快，加之王炽很能吃苦，也知道节俭，没有几年，他就积攒了纹银百多两。

王炽有了资本，生意日渐兴旺。他扩大了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他的马帮往返于临安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邱北之间。王炽二十岁时，他家已成殷富人家。而此时的王炽，也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西元1861年）王炽因款待沪西大绅周廷升，买肉时与表兄姜庚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指使家人杀死姜庚，亡命昆明。之后投奔故旧马如龙（时为云南提督），并从军入川。不久又在重庆与人合伙重操赶马行商旧业。并开设商号“天顺样”，贩运货物于川滇之间。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间，王炽在省城昆明开设“同庆丰”，经营汇兑存放款事业。此后生意越做越大，数年即成滇中巨富。《新纂云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载：“本省同庆丰、外埠天顺祥为云南帮中杰出票号……两号为虹溪王炽创办……同治十一二年间，先在省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仍亲赴重庆仿山西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兑存放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

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等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有三万两，其馀各一万两……咸同滇乱与中法凉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号称“南帮之雄”，与西帮三晋票号并驾齐驱而驰名于国内。王炽缔造的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享誉一时。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列为西元十九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王炽经商有道，且胆略非凡。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竞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光绪六年（2431，西元1880），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他为改善川盐生产设备，急需白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拔，唐炯只得到重庆向商界筹集。然而，商贾们认为，盐茶道借款虽有盐井可担保，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可见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感到风险太大，都不敢贸然借出巨款。道署委员张海槎是云南人，向与王炽交厚，便自告奋勇来找王炽。王炽权衡利弊，又与亲信商量之后，便答应在七八天之内即可借出十万两交盐茶道使用。唐闻之，喜出望外。说：“各大票号都不敢承担，他不过一生意人，曷敢认之，可见此人非同一般。快去请来，我要见他。”第二天，张海槎把王炽请到唐府。唐炯以礼相待。话间再三问及借款之事有无把握，王炽说，不出十日即可送来，决不会坏唐公大事。唐炯疑惑顿释，并告之其汇费每百两年息只给三两，王亦无他议。王炽回庄后立即组织清点天顺祥号内存余，不敷之数，以需办货为辞，密向西帮票号和生意帮以及同乡富有者筹借。由于王炽平时信用昭着，故能有求必应。只八天，便将十万两白银全数筹足送至唐府。经过此举，王炽身价百倍，在生意场上名声日增，且与官府关系也日益密切。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苦心筹划十馀年，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并亲赴四川、湖南、广东、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商集股，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发展地方工业尽了自己的的努力。王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

王炽既善运谋致富，也用财有方。他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两座，重修广西直隶州（今沪西县）城孔庙。光绪九年（2434，西元1883），法国侵越，垫支银60万两。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又垫银相助。

光绪二十六年（2451，西元1900），陕西、山西两省大旱，王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旌表。同年，英、美、法、德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出逃。到达西安后，国库亏空发生财政困难，请西安天顺祥援助，王炽也一口应承。二十八年，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天顺祥一如既往资助清廷。当时有说法，天顺祥犹清廷之一国库也。此后，天顺祥深得朝廷信任，慈禧太后对王炽更加赏识，曾下旨召见，只因王炽有病未果。朝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并建坊旌表。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阳历12月25日），王炽病逝于昆明，嗣后归葬虹溪五山烟子寨。

王故后，其子鸿图继承父业，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2460，西元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3年（2465，西元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功德事迹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皇出逃西安，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向王炽求援。王炽力排众议，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只有先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才能谈自家的事，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地方，凡王炽“同庆丰”分行须全力出资力助。慈禧回北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百废待兴，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人祸未息，天灾又降，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仗义疏财，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

清廷根据王炽的义举，先后赐“急公好义”和“义重指群”匾额以旌表中，并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超出了胡雪岩的“二品”商人封号。

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促进了云南的实业与教育，先后开发了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在昆明设立了公益性的“兴文当”，以所获利润资助贫困学子，鼓励学业有成者。1903年红河州石屏县袁嘉谷考中状元，王炽出资修建了享誉全滇的状元楼，昭示天下，激励世人。

富敌半个云南

“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随后，王炽与席茂之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 “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亦设有办事机构。

除此之外，王炽在云南省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设置“同庆丰”分号。自此，全国各商行或私人往来汇兑，均可在沿途钱庄凭票取款，“同庆丰”每年各省调剂云南协调及省宪解缴朝廷款项，便达数百万两之巨。“同庆丰”还在四川代办盐运，在昆明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

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余万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而“同庆丰”、“天顺祥”则被誉为“南邦之雄”，有人认为王炽的钱庄足以与山西钱庄相抗衡。

对“商道”有独到领悟

王炽虽富甲全滇，但却不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王炽在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

不仅如此，王炽还仗兴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的紧要时刻，达官贵人忙于避祸，惟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

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慈禧回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见虹溪书院损坏，即捐资扩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社以备振灾；见学子失学，便建义塾以教；见士子乡试无住宿，捐虹溪试馆以供住宿；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见大渡河船渡常淹没人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铁索修桥，供行人过江；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中状元，王炽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兴文当”公款，一半奖给袁嘉谷这位云南首名状元，一半在拓东路建起一座巍峨的的状元楼。

此外，王炽还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锆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明义重德的商人本来就不多，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绝无仅有，王炽所受荣誉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岩。

1903年12月28日，王炽在他创立的昆明“同庆丰”商号内溘然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人生的68个春秋。这位富商巨贾的灵柩在其家眷的护送下回到了故里——弥勒虹溪，安葬于青山绿水的十八寨。时光流逝，他的生命早已化为尘土，然而，他的创业故事、营商谋略、浮沉轨迹、豪情义举，却一直流传于坊间，成为中国商业史上一段最灵动的记录，引人深思。